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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的脉络23----中世纪的大学算是什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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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的脉络23----中世纪的大学算是什么机构

西方历史的脉络24---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的异同

西方历史的脉络23----中世纪的大学算是什么机构?

上次我们讲到大学是中世纪中期,发自民间的组织,模仿市镇之中的行业公会。

中世纪中期开始,我们讲了封建的形成,而后是罗马主教成为罗马教皇的过程。

University其实本意是“学生学者联会”或“行会”,大学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生与市民之间的打斗。

下边这两次,我们要讲一下大学的形成。

这些打斗,后来导致国王与教皇出面为大学撑腰。

进入中世纪中期的欧洲,虽说王公贵族之间冲突不断,但是经济与社会却开始显露复苏的迹象。

教皇与国王的介入,却无法解决大学与市镇之间的冲突。毕竟在封建的欧洲,国王与教皇所掌管的官僚机构在规模与能力上都相当有限,打仗还就只能依靠各地贵族起兵勤王。

若是以传统中国所倡导的天下太平的理想为标准,用我们的历史眼光去审视此时的欧洲,看到的难免是时局的混沌与诸侯的纷争。但是以欧洲自身的发展进程来看,从查理曼帝国的分崩离析到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形成,却是向前迈出不小的一步。

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就算造成人命伤亡,在那个王公贵族之间冲突不休的年代,也不过只是地方上的斗殴,还真算不上是什么能让教皇或国王放心不下的大事。

(参照点的不同,结论也不同。)

(要理解欧洲封建是什么状态,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诸侯之间毕竟是订下领主与属臣的正式安排,权力的归属与承继也可以依据血脉,有一定的规矩可循,社会要比过去安定,庄园的种植水准提高,人口恢复增长,城镇规模增大,商业开始复苏,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与教育水准的提高。

他们赋予大学特权之后,这一厢师生们可以挺直腰板,那一厢市镇对闹事的学生没有管辖权,结果只能是加深市民的怨恨。双方的冲突再闹起来的时候,打斗反倒更为激烈。

尽管罗马教皇与德意志国王闹得不可开交,欧洲社会却在经历一场“十二世纪的复兴”。

(所以,有的时候,更高的权威机构出面,反倒把事情弄得更糟。)

这一场复兴不如后来的文艺复兴那么有名气,但却为后者打下基础,其中在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教育的重建,特别是大学的建立。

矛盾的缓解,要等到另一个机构的逐渐成长,在英文之中称为college,原本指的也是民间自发组织,相当于“俱乐部”,或是“小团体”。

公元五世纪的日耳曼与公元七世纪的穆斯林入侵,将围绕地中海的罗马帝国肢解,所造就的欧洲是一个混和体,包括原本在帝国占有特别地位的意大利半岛,原本属于帝国边缘地带的高卢与不列颠,以及原本基本是蛮荒之地的德意志。

由大学出面组织college,为的却是给学生兴建宿舍。只是翻译到中文里,college变成“学院”,其宿舍的本意完全遗漏。

在这一混和体中,地理上处于边缘的意大利却在文化上领先,教皇更是为罗马争得教会中心的位置。

大学开初只是行会,没有校园,也没有上课专用的教室。老师家中有房,就在家里上课,无房则在外边租借。学生平时起居,也都是在市镇中租借,也因此容易引起作为房东的市民与作为租客的学生之间的纠纷。

蛮族入侵冲击之下,也就只有还掌握着“精神力量”的教士们还需要读书识字。毕竟通往天国的真谛是写在圣经之上,而不是藏在贵族的城堡之中。

当然,没有校园却也有一项好处,一旦发生严重冲突,师生们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照顾的时候,他们可以一拍屁股一走了之,搬去另一座城市。

因此“教士”与“读书人”基本可以算作同义词,或者说,此时的欧洲没有古罗马或是传统中国那样独立于宗教之外的读书人。这一情形要一直延续到16世纪,欧洲这才又开始出现不穿教袍的读书人。

(college一词“宿舍”的这一层含义,我查过几本网上英汉辞典,都没有找到。)

(要到十八世纪的启蒙时期,才又出现跟教会对着干的读书人。)

(当然在现代英语之中,college还有另一层含义,指的是本科教育。所以大学生被称为

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前,基督教虽然成为罗马官立的宗教,教会却无法掌控罗马的学校。

collgekids,上大学变成gotocollege.这是美式英语之中的用法。很常见。)

帝国晚期的罗马读书人,可以算作抵制基督教的最后堡垒,毕竟基督教发源于社会底层,而教育却是控制在对基督教最看不顺眼的传统贵族,社会上层人士的手中。

其后开始有人发起学生宿舍的兴建,对大学显而易见有两重益处:一方面是让学生有经济适宜的住处,在管理上方便许多;另一方面则是减少市民与学生之间因为租房而引起的各类矛盾,在二者之间有所区隔。

蛮族入侵之后,罗马传统文化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反倒是教会找到更大的增长空间。一减一增之间,教会成为文化的主导与读书人的主流,而教士们所关注的不是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著作,而是圣经之中的真理启示。

但是兴建宿舍需要相当一笔投入,以老师从学生那里收来的学费肯定不够支出,而当时的国王与教皇别说教育经费,就连政府或教会自身的运作也没有预算可言。大学由此多出一项任务:募捐筹款,四处讨钱。

查理曼在位时期,支持规模较大的教堂兴办学校,来提高教士的文化水准。到此时,文化与教育完全落入教会的垄断,只是其标准大为降低,教堂学校之中所教授的知识只有识字与算数的水准。

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募捐在现代美国也是大学校长们的重要责任,在私立大学更是首要责任,以至一校之长平日里都是办酒会,搞仪式,与各类公司主管、富商套近乎,根本就没空管理教育与学问。(美国的大学,通常设一个学术副校长,provost,专责学术。校长没时间管教学、科研这种闲事。募捐最为重要。)

1200年前后,西方开始出现大学,这一源自欧洲本土的新型教育组织方式,在现代的影响要遍及全球。

在中世纪,募捐要相对简单一些,教会的教职人员中有不少读过大学,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请某一位主教出面主持,去找王公贵族捐款。

从起因上来说,大学的产生并不神秘,欧洲经济与社会的复苏,带来对教育的需求,也产生相应的文化市场。原本在教堂学校里教书的先生,可以自立门户,找到足够的生源,以授课养活自己。

从王公贵族的角度来说,捐一栋宿舍就像捐赠教堂或是修道院一样,可以为自己留一个好名声,顺带也可以要求宿舍里的学生们,像修道院里的修士、修女们那样,每天为恩主及其家人的灵魂向上帝祈祷数次。

作为一个行当来说,教育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讲究名牌,其二是物以类聚。

(这其实跟我们传统社会,上层人士捐钱修寺修庙是一个道理。)

讲究名牌是因为大家都相信名师出高徒,有名气的老师不断吸引远近慕名而来的学生,名气越来越大,学生也就越来越多。由此又引来其他的老师,为的是在生源之中沾一份光。而学得好的学生,毕业之后留下当助手,也可以自立门户。

由此建起的宿舍,使用的名称通常也是“国王学院”,“王后学院”,或是以某位圣人,或是与基督教相关的称呼命名(例如耶稣,基督堂,三位一体等等)。

等到新老师教出名气,变成名师们聚在一起,各有所长,相得益彰,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生源又有更大的增长空间。

宿舍建起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各类杂七杂八的事物需要管理:清洁,维修,膳食,教堂的运作等等需要后勤的支持;宿舍要向学生收费;房间要有一个分配方法;家境贫困的学生可以申请免费甚至资助;

这样的增长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自然需要组织与行规。什么人可以当老师,学生需要修读什么样的课程,老师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学生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不同课程之间如何衔接,等等。

贵族家的公子需要配大间,还要带上侍候他的仆人或伴读的书童;凡此种种,需要一套相应的申请、审批、记录与管理程序。学生住集体宿舍,还需要老师住校当舍监(也就是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学业,处理青少年可能出现的各类麻烦。(所以学校的组织官僚化,开始需要相应的教学行政人员。)

最先出面的组织者不是以勇武为荣耀的王公贵族,也不是握有精神力量的教皇及他手下的主教们,甚至都不是教书的先生们。现代公认的第一所大学,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开初竟然是由学生们发起组织的。

有了宿舍之后,学生与市民之间的打斗的确是大为减少。只不过一旦发生冲突,师生们也不再有以前一走了之的灵活性,人员可以离去,作为不动产的宿舍楼却是无法搬动。

在他们的眼中,学生是付钱交学费的顾客,对提供服务者(老师)有相应的要求。从现存最早的校规之中(1317年),可以看到在学生管治之下,老师所要遵守的纪律:

这一发展趋势后来在英格兰的两所大学,牛津与剑桥,走到极致。宿舍里配备的老师渐渐全面接手教学任务,学生起居,饮食,教学,考试,上教堂,做礼拜,各类活动都以宿舍为基本单位进行。此时的college就不再只是宿舍,而真是变为自成一体独立运作的教学单位,比大学更像是学校,名符其实可以称作“学院”。

缺课一天,必须提前请假;出城之前,要交下按金,以保证按时归来;如果来上课的学生少于五人,以缺课论处;上课铃响过后,讲课要马上开始;下课铃响过后,拖堂不得超过一分钟;书本上的章节,不得在讲课中随意跳过;困难的部分,不许拖到快要下课时才来讲解。

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反倒变成没有什么资产,没有多少建筑,对老师学生也没有什么管理权的空架子,仅仅是学院的松散联合体。两所大学毕业生自报家门时,注重的也是学院的名字,而不是大学的名字。

(这是怕老师偷懒旷工呢。)

(所以看英国政客、学者的传记,讲他们上大学的时候,讲的都是他们申请哪个学院,最后进了哪个学院。反正大学只有两所,但是学院却是有许多。各学院财富、威望也不同。重点是进哪个学院。)

诸如此类,不难看出给学生上课的老师,在学生当家作主的学校里,日子过得并不舒服。前边说到过,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没有足够的税收养起官僚机构,只能通过封建的安排,由庄园养活以勇武为荣,以征战为己任的王公贵族,管治各占一方,以农业为主的绝大部分地区。

要到十九世纪中期,牛津与剑桥以学院为主体的组织方式才开始受到冲击。这些学院历史悠久,像教会那样长年累月积攒许多捐赠的资产,而学院内部却是人浮于事,管事的“院士们”论资排辈,搞的是拉关系,走后门,许多院士甚至只是挂名领饷,平日里根本就不露脸。(学校成为养闲人的地方。)

但是这套制度,放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城镇之中,却是难以实行。城镇是生意人与手艺人聚集之地,工商业的运作要远比耕田种地复杂,连字都不大认识的贵族骑士就是想管,也不知从何管起。

在学术上,他们坚持读经典,反对引进实验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反对专业的划分,因为学院的规模有限,无法设立各类科系,装备实验室。以学院为教学单位,只能进行“全人教育”,也就是让所有学生读一样的课程,学古希腊语、拉丁语,学经典,外加不需要做实验的数学。

因而中世纪的欧洲城镇,倒是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每年只要向当地的王侯交上税款,买下“特许”,城内的事物就由城里人自行处置。

当时英国的科学技术虽然不算落后,却基本上是在牛津剑桥之外发展起来的。到十九世纪中期,牛津剑桥不论在人文或是科技研究上都已经远落后于德国兴起的,以专业科系为组织结构的新型研究性大学。

(这是欧洲另一点特别的地方。在其它地区,城市通常是政治与经济的中心。在封建欧洲,城镇却是贵族管不过来的边缘地带。我们以后还会讲到这一点。)

要在舆论的压力与国会的插手之下,这些学院才不得不交出一部分资源,由大学主持设立跨越学院的科系与设施,支持学术研究,为二十世纪牛津、剑桥的复兴打下基础。(现在大家一提起牛津剑桥,觉得是著名学府。其实在1900年,两个学校其实都不怎么的。当然,游客去那里访问的时候,讲解员不会提及这些历史。)

在这种安排之下,城镇组织的基本单元是“行业公会”。每一个行业,诸如工匠、布商、屠户等等,各组成一个行会,定下相应的行规。从物品、服务价格,雇工薪资,质量标准,到做工程序,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

即使这样,牛津与剑桥的学院还是掌握着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产业,算是私有财产(实际控制在学院院士们手中),大学与政府都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想成为行会的正式成员,必须是有自己店面的大师傅级人物。想成为大师傅,可是得经过多年的磨练,少年时代先到别人的店里当好几年(通常七年左右)学徒。

(当时有议员提出,强行改革牛津、剑桥的学院。但是学院里的人说,这是侵犯私有财产,他们要告上法院。最后不了了之。)

出师之后,还要给人当更长时间的伙计。手艺高,运气好,有家人支持的伙计,攒足钱后才可以自己开店,当上老板成为大师傅,加入行会。达不到这一级别,一辈子给人当伙计的人,不在少数。

两所大学的师生,还是有学院与科系双重身份,住宿、辅导课、与课外活动在学院,学术与研究在科系。这算是牛津与剑桥所特有并引以为傲的“学院体系”。

行会的头头,算是城里有钱有地位的头面人物,城里的事物就由他们商量着办理。好在当时城镇规模不大,不需要衙门,也不需要警察就可以管起来。

在这一体系之下,学院之间组织架构多有重叠,运作成本高,靠着各学院历史上积存下来的资产才可以维持。十九世纪之后建立起来的其它英国大学,都难以从政府领到足够的资金来模仿这一体系。

(所以城镇没有官员,而是由富商当政。)

而牛津与剑桥也时常以二者独特的“学院体系”为理由,在英国政府高等教育预算的分配之中比其它院校多要一份。

于此之外,城内通常都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教堂,由一位主教或是大主教主持,也是可以插手城内事物的头面人物,时常卷入商户之间的纠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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