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部苏轼全集问世记篮球世界杯篮球彩票

- 编辑:美洲杯足球彩票 -

首部苏轼全集问世记篮球世界杯篮球彩票

一、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略述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知识谱系学的诉求也日趋强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版本批评”或“史料学”①等概念的提出与建设即是相关知识理念的产物。也不妨说,目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版本精确性的忽视,以及由此形成的混乱局势,实际上也和文集或全集的版本杂陈的编辑方式有关,反过来说即是,正因为从事文集或全集的编辑整理这类对版本有更精确要求的工作尚未确立可普遍遵从的准则,一般研究中的混乱局势也就可以想见了。二、穆旦诗歌的复杂版本、由来及认识穆旦是一个对写作不断进行修改的人。三、对于穆旦诗歌修改行为的认识穆旦诗歌版本既如此复杂,相关研究状况又如何呢?

苏轼一生将写作视为最快意之事,因而足迹所至,总要留下各种形式的作品。他生前就有大量的诗、文、词作品编辑成集、刊刻印行。除了他自编或参与编辑的《南行集》《岐梁唱和诗集》《东坡集》《和陶诗》之外,更多的是他人所编。如王诜、陈师仲所编两种《钱塘集》,陈师仲所编《超然集》《黄楼集》,熙宁末年的《眉山集》,元佑年间的《汝阴唱和集》,陈慥所编《苏尚书诗集》,刘沔所编《东坡后集》,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的《东坡词》,契丹范阳书肆所印《大苏小集》等等。这些作品当时流传极广,不仅在宋王朝辖境拥有广泛的读者,如苏轼的政敌王安石在熙宁末就已读到《眉山集》并次韵雪诗五首;而且流入邻邦契丹、高丽的书肆,如苏辙元佑年间出使契丹便发现“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的情形;苏颂更在元丰二年便称苏轼“拟策进归中御府,文章传过带方州”,注明“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

穆旦;诗歌;修改;诗集;文学;研究;写作;出版;全集;整理

此外,苏轼生前还撰述修订了《易传》《论语说》《书传》《志林》《艾子杂说》等专著和杂著。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南海,作《书传》,推明上古之学,多先儒所未达……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若加上《志林》和《艾子杂说》,总数在100卷以上,可见其著述之宏富。而且,这还并非苏轼写作的全部。

A Study on Mu Dan'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苏轼去世后,尽管宋徽宗和蔡京曾严禁传播他的著述,甚至在崇宁二年诏毁苏集印版,但民间对其作品的热情丝毫不减,至迟在宣和元年,“东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编集已尽,虽予之笃好者,亦以为无余矣”。到了南宋,在朝廷排斥王安石“新学”、推崇元佑学术的背景下,苏轼的著述,尤其是文学作品更得到空前的传播,具体表现为文集、诗集、词集的收集整理、编辑注释和刊刻印行的全面勃兴,出现了“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此后历元、明、清各代,苏轼著述的整理刊行一直长盛不衰。

易彬,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 长沙 410004

20世纪以来,苏轼著述的整理有了更大的进展。除了上述宋、元、明、清各种旧本的大量重新刊印以外,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整理成果。苏诗如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以王文诰注为底本的《苏轼诗集》,由孔凡礼校点、刘尚荣任责任编辑。此书在校勘和辑佚方面颇有成就,“使用了今所知见的10余种极珍贵的苏诗宋、元刻本及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明、清刻本作为主要校本;又参考了存有苏轼真迹的金石碑帖与著录金石诗文的专著;还充分利用了清人、近人校订苏诗的成果。全书采用汇校方式,整理出4000余条校勘记,分载于各卷之后。这些校勘记忠实录存下种种苏诗珍本、善本、孤本、秘本的异文资料”。此书除了恢复王文诰删去的补编古今体诗、他集互见诗4卷外,还新收了辑佚诗29首。

穆旦是一位不断对写作进行修改的诗人,其相当一部分诗歌存在三个以上的版本。此一状况既凸显了穆旦写作的复杂性,也关涉到20世纪的若干历史文化命题。现行各种穆旦诗集在校勘、版本来源说明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瑕疵。认真汇校、整理穆旦诗歌,并据此展开研究,将为穆旦研究提供切实可靠的版本,并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及文献学视域的研究。

198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孔凡礼校点、刘尚荣任责任编辑的《苏轼文集》。此书以明代茅维刊本《苏文忠公文集》为底本,其主要成就仍在校勘、辑佚方面。此书的校勘“除采用9种主要校本通校外,还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别集、年谱、笔记等多方面资料以解决个别篇目的疑难问题。文集中的制、奏议、尺牍、题跋、杂记各类又寻觅了各自的参考校本如《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苏长公二妙集》《东坡志林》等等。此书辑得苏轼佚文400余篇,编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全书之后,颇有参考价值。不过,此书校勘记体例不统一;异文取舍不尽恰当;对墨迹、刻石资料缺乏辨析;辑佚则显得过滥,考辨不精,甚至有《文集》正文已收入者;标点断句也颇有值得商榷之处。1990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雪涛著《苏文系年考略》,以清光绪、宣统年间覆刻明成化本东坡七集为准,对苏文作了全面系统的编年。除去《外制集》《内制集》已标明写作时间的诏令类外,此书为1699篇苏文系年,约占《外制集》《内制集》以外2030篇苏文的84%。这是苏文的首次编年,有开创之功。

文献学/穆旦/诗歌

苏词的整理成果最丰,在编集和笺注方面都不乏佳作。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横排增补本《全宋词》,由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第一册收《苏轼词》360余首。在按调名编次的各种东坡词集中,此本收苏词最多。注本方面,整理旧注以刘尚荣校点的《傅干注坡词》成就最高。该书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钞本为底本,以北京大学、中华书局所藏傅注钞本和有代表性的6种苏词及其他版本为校本,凡重要异文皆出校记,同时区别苏轼自撰词题、词引和傅干补添的题解、校注,校订傅注所引经史子集的文句,补标傅注引文出处。书后附有附录三种,一是《注坡词补佚》,二是《历代题跋选录》,三是《苏词版本综述》。新注本最著名的是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重印,是流传最广的苏词注本。1974年华正书局、1979年香港中华书局都曾刊行。商务印书馆重印本各词之后首列校记,后为笺注,部分笺注后列有评、本事附考或附录,分别收录诸家有关苏词本事的记载或考证、评论。在龙笺后数十年,1968年香港万有图书公司出版了曹树铭校注的《苏东坡词》,1980年曹氏对全书作了修订,1983年、199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两次印行。1977年,台北学艺出版社出版了郑向恒的《东坡乐府校订笺注》。199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淮、唐玲玲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199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西北大学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代表了苏词新注本的当代水平。此书收苏词360首,在编年上颇下功夫,订正前人编年之误者10首,新编年者103首,共编年317首,几占苏词十分之九。但是此书少部分编年词仍有穿凿附会之嫌,尤其是处理互见词、可疑词不够审慎。200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含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附编他集互见词8首,存疑词11首,误入苏集词53首。在词语注释、编年审订,特别是在某些词章收录流传的文献轨迹上功夫极深,也是目前苏词新注中成就颇高者。

一、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略述

苏轼留下来的各种著述,不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早在北宋神宗时期,苏轼的作品就已流传到高丽,其后影响高丽、朝鲜直至现代韩国的文坛。高丽高宗23年,著名文学家李奎报的门人崔君址将从中国买来的苏轼著作重新刊刻为《东坡文集》,可惜这一高丽雕刻本今已失传。近世朝鲜更出现了好几种《东坡源流》,是苏轼学术渊源和作品选录的汇编本。正如韩国学者洪瑀钦教授所说:“苏轼在韩、中比较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比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人更深刻而广大。”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知识谱系学的诉求也日趋强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版本批评”或“史料学”① 等概念的提出与建设即是相关知识理念的产物。这几个说法名目相异,要解决的归根结底多半是两个根本性或常态性的问题:一是如何整理现代文学作品,一是如何对其展开有效的研究。到目前这一阶段,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的文集或全集基本上都已编定,所谓“整理”,多半只剩下查漏补阙一类工作了。但作品的大量整理与实际方法的有效性之间并不对应,或如解志熙先生所言:“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即“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②

在南宋,苏轼的著述传播到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开始抄录、注释、讲述苏轼的诗作,到1534年,日本出现苏诗的讲义录集《四河入海》,全书25卷,由五山禅僧笑云清三抄集北禅和尚《脞说》、慧林和尚《翰苑遗芳》、一韩《翁听书》、万里居士《天下白》4部讲义组成,其底本是传到日本的元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在《翰苑遗芳》中,收集有《施注苏诗》的注释,可作为宋刊施注本的辑佚。在日本刊行的苏轼别集版本极多,不胜枚举。苏轼的著述传到欧美,引起西方汉学界的兴趣。除了研究著作外,也出现了一些苏轼作品的英、德、法和其它欧美语言的译本、选本,内容包括苏轼的诗、赋、古文等等。总而言之,苏轼在文学上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他的作品不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并已成为国际性的比较文学研究范本。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法则又一次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起着作用——或者说,现代文学研究又一次从古典文学研究中寻求学术资源与方法。从“作品”或“文本”到“文献”,自然并非名词的简单替换,而涉及对象本身、研究观念、治学态度、学术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解志熙先生曾强调在当前的研究局势下,从“文献学的‘校注法’引申为批评性的‘校读法’”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强调面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者在发挥想象力和感悟力之外,还有必要借鉴文献学如校勘学训诂学家从事校注工作的那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比较对勘、观其会通的方法,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也就有可能将文献学的‘校注法’引申为批评性的‘校读法’——一种广泛而又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来解读文本的批评方法或辨析问题的研究方法”。③

历代学者对于苏轼著述的整理已取得很大成绩。不过,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苏轼文集的校注本,更遑论合苏轼文、诗、词于一体的全集校注本。究其原因,乃在于苏轼著述过于庞大,以个人之精力很难完成全集的校注工作。正因如此,地处苏轼故乡的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承担起这一艰巨任务。

在其他的研究中,“版本批评”而不仅仅是“版本学”得到了更多强调。金宏宇先生认为,“版本学的视域很难让我们去发现版本的文学特性”,“版本批评”则可以“把版本研究延伸至文本批评之中”。为了使现代文学研究“真正具有有效性和严谨性”,要确立三个基本的版本原则,即在文学批评或单个作品的研究中,要具有版本精确所指原则;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应秉持叙众本原则;在文学作品出版流布的过程中,应遵从新善本原则。④ 在这等知识理念引领之下,对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行校注或汇校及展开文献学式研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经过20余年几代人的努力,《苏轼全集校注》终于全部脱稿,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苏诗、苏词是在旧注的基础上另作新注、补罅删芜、订讹纠谬、释词解义。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

现代文学作品的汇校并非新鲜事物,虽然实际上仅有少数几种,目力所见,远有《〈女神〉汇校本》、《〈文艺论集〉汇校本》、《〈棠棣之花〉汇校本》、《〈死水微澜〉汇校本》、《〈围城〉汇校本》等,近则有《〈女神〉校释本》、《边城〈汇校本〉》⑤ 等。但很显然,在实际操作中,对现代文学文本进行系统校注或汇校及研究的难度颇大:一方面,因为种种原因的搁置,现代文学文本的版本问题犹如厚积之尘垢,一时之间绝难拂去,“大量的现代文学文本累积了颇为繁难、亟待校注的问题,成为阅读和研究的拦路虎,而得到认真校理的却只有《鲁迅全集》等个别大家之作。所以,对现代文学文本的校注不仅是必需的,而且几乎需要从头做起”⑥。所谓未被“认真校理”的应是指各类动辄数卷以上的全集或文集。相当一部分文集或全集多是作品汇总,即将各种版本混杂编排,缺乏必要的校注说明,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甚至连作品出处都未标注。⑦ 若不加区分地对待一个作品的不同版本,从“众多版本中任选一个版本,而得出的结论却是统指性的”,将会“有损批评的精确”或者“导致阐释的混乱”⑧。也不妨说,目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版本精确性的忽视,以及由此形成的混乱局势,实际上也和文集或全集的版本杂陈的编辑方式有关,反过来说即是,正因为从事文集或全集的编辑整理这类对版本有更精确要求的工作尚未确立可普遍遵从的准则,一般研究中的混乱局势也就可以想见了。

相关链接

另一方面,汇校本不仅相当稀见,出版之后的命运也颇不顺达——《〈围城〉汇校本》出版后引起的轩然大波即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影响所及,还包括其他汇校类作品。⑨ 从目前的研究局势看,包括校读在内的一般性研究是研究者自主性的行为,与原作者基本无关——即无须过多考虑原作者的意志;但汇校本的出版却似乎仍然受原作者的主导——仍然颇多掣肘,比如在当年《〈围城〉汇校本》的纠纷之中,“知识产权”与“经济利益”固然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作者对于“少作”的态度应该也是一重隐秘的因素。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似乎也表征了何以实际研究与文本出版这两者之间会存在巨大差别。

十年磨一剑 迄今最权威的苏轼全集校注本出版

但学术自觉既已在逐步形成之中,文献学视域下的文本整理出版和研究新局势的出现仍是可以期待的。近期出版的《边城》被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汇校丛书”的第一部,其作者金宏宇教授还另有专文《中国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⑩,这无疑显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态势。

近日,历时20年、规模900万字、全20册的《苏轼全集校注》出版座谈会暨赠书仪式在北京举行。《苏轼全集校注》是第一部对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集、词集、文集进行全面校勘、注释、编年、辑佚的大型古籍整理著作。苏轼学问海涵地负,其全集涉及知识面极广,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博物学、地理学、医学,几乎无所不包,因而校注难度极大。经四川大学中文系几代学者的努力,本书终于在2004年全部脱稿;又几经修订,于201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问题的关键或许还在于,面对纷杂的局势,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如何“从头做起”呢?就当下的实际状况来看,更切实的工作仍然还在于文献本身的辑校。辑校自然并非单一性的问题,下一步工作即校读,这种考察必将涉及到修改的背景、动因等个人和时代的因素;再进一步,则关涉到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某些学术方法、规范与原则了。但目前较多出现的校读式批评主要是基于某些新发现的佚文材料,这意味着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尚只是一个局部原则,即是针对部分文献的零散研究,而不是全局式的系统研究。因此,提供全面可靠的版本谱系仍是当务之急。校注或汇校仍是全部工作的基石。藉此,批评性的校读等工作的重心实际上也可有重要调整:即将全部材料作为研究对象,择要述之;而不是基于某些“边角料”的零散研究,如某些佚文的发掘。这种调整,粗略地说,即从“树木”到“森林”。

全书126卷。包括苏轼诗集校注50卷,词集校注3卷,文集校注73卷,另附苏轼文集辑佚6卷。不少作品后面有“附录”和“辑评”,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相关的写作背景信息和评论资料。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穆旦的诗歌文本是亟待重新整理的。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而苏轼正是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苏轼创造的文化世界,曾有“苏海”之称。全面系统地整理他的作品,编著一部集诗、词、文于一身的《苏轼全集校注》乃是一项劳苦功高的浩大工程。该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详实的苏轼诗、词、文集,也为苏轼研究及宋代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可资凭藉的资料汇编,对于学术之发展、传统文化之继承、文化建设之繁荣意义重大。(王 静

二、穆旦诗歌的复杂版本、由来及认识

穆旦是一个对写作不断进行修改的人。细细检索穆旦诗歌发表的刊物、诗集以及手稿,即可发现多有版本歧异现象。纵观之,有的歧异仅仅是标点符号、语法使用或个别字的改动与更变,有的则是标题、词语、诗行、章节乃至诗歌形式的改变,少数诗歌从初版到再版几乎是重写。总之,从标题、形式、重要词句、诗行、诗段、结尾乃至整首诗的修改可谓比比皆是。细微修改往往并不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差,但相当多的修改可以见出诗人美学立场或人生经验的某些重要的变化轨迹。从文献版本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均可纳入考察范围之中。具体到各个时段,可发现:

①《野兽》之前的作品基本没有版本歧异现象,此类作品约13首。

②《野兽》之后直到1948年的大多数作品有多个版本,少数诗歌如《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隐现》、《摇篮歌》等几乎是重写过。仅《我看》、《园》等诗为一两个标点的改动;另有多首诗歌从未收入穆旦诗集,可视为佚诗,而只发现一处刊载信息,暂不存在版本歧异的现象,这两类作品总共不超过10首。

③1957年发表的9首诗歌,基本上只有标点差异,看起来,更像是排版或重新整理时造成的。

④1975~1976年间的作品,《冬》的修改已被广泛讨论,基本上没有版本歧异的为20首左右。

各时期数据统加起来:存在版本歧异现象的诗歌共约100首,占穆旦诗歌总数153首的2/3,修改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修改的重心自然是第二阶段的诗歌。没有进入修改视野的三类诗歌,可大致称为少作,1957年的作品和近作(相对于穆旦逝世这一时间而言)。这种状况其实不难理解,《野兽》之前的少作从未被穆旦收入任何一部诗集——未进入成年穆旦的视野之中。后两者,产生于特殊的时代,穆旦本人又较早去世,无暇做出修改也属正常,不过也出现了《冬》、《停电之后》这般突出的修改事实。

那么,穆旦诗歌何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版本呢?

有些因素看起来很明显,如现代汉语衍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现象,如那里与哪里、年轻与年青、和谐与合谐、作与做、像片与相片等,《自然底梦》中“底”的用法也是现代汉语演变过程中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底”为助词,用法与“的”大致相同,用在作定语的词或词组后面,表示对中心语的领属关系。这种用法在现代中国较多出现,但现已基本上统用“的”,“自然底梦”即“自然的梦”。在一些版本中,“底”也被直接替换为“的”。此外,基于汉字简化而产生的文字差异现象也有不少,如“墜”与“坠”,“並”与“并”,“重覆”与“重复”等等。

又如书写条件与印刷技术。现代中国印刷条件普遍粗糙,文稿又为手写体,字迹难辨或排印技术均会带来较多的错误。种种情况表明,在现代中国,手写体所带来的文字讹误现象不在少数,穆旦诗歌的有些异文即肇因于此,如“噪音”误排为“燥音”,“急躁”误排为“急燥”,“怒放”误排为“努放”,“盛开”误排为“盛里”等。

又如排版。穆旦有不少诗歌,如《我歌颂肉体》、《隐现》等,诗行偏长,明显超出了一般版式所能容纳的范围。如何排版呢?各类版本(从初刊本到《穆旦诗文集》)的做法基本上倒是一致的,即照一行所能容纳的最大字数来排,其余的则另起一行,但由于各个版本一行所能容纳的最大字数不同,实际版式也有差异。

更多版本的出现则肇因于穆旦对于诗歌的反复修改。穆旦1940年代那些公开发表或入集的诗歌,相当一部分存在3个或以上版本,即在诗歌重刊(不少诗歌曾多次发表)或结集出版的时候,穆旦都曾对诗歌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这些修改是由穆旦本人的意志所主导的,但也确有不少诗歌版本包含了某种难以确断的复杂因子,这包括早年从未收入穆旦个人编订的任何一部诗集的若干诗歌,1940年代以及晚年的部分诗歌。

《更夫》、《古墙》、《玫瑰的故事》等诗从未收入穆旦个人编订的任何一部诗集,从常理推断,未编入个人诗集的事实意味着穆旦本人并未对它们进行修改,对照《穆旦诗文集》与这些初刊本,确是存在异文。其中部分是《穆旦诗文集》对于文字讹误的订正,如《玫瑰的故事》中,将“雄距”订正为“雄踞”,“急燥”订正为“急躁”,“坦地”订正为“坦然地”等。但也有部分异文较难理解,以《更夫》“把无边的黑夜抛在身后”一行为例,《穆旦诗文集》中,“无边”作“天边”。就词汇本身而言,“天边的黑夜”这一说法不够通顺,而且,“天边”为一具体性的用法,涵义有限。相比之下,“无边”可算是一种抽象性的用法,“无边的黑夜”显然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即,“无边”一词显然比“天边”更好。那么,《穆旦诗文集》在录入这些诗歌时,是别有版本所依,还是在抄录过程中所出现的笔误呢?

1940年代的诗歌如《裂纹》,除了诗集《旗》作此题外,发表及收入其他个人诗集——包括1940年代末期自行审订的诗集(现以《穆旦自选诗集》之名出版),均题作《成熟》。那么,是从穆旦本人稍后审订的标题作《成熟》,还是从诗集《旗》而作《裂纹》呢?又如1947年的《发见》和《我歌颂肉体》两诗,它们先是同刊于1947年11月22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67期;次日,又同刊于《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67期。令人讶异的是,两次刊载虽仅仅相差一天,却也有着较多异文,何以如此,着实难以判断。

又如《现代诗钞》所录穆旦诗歌。《现代诗钞》是闻一多约自1943年9月起开始编选的,至1945年前段应大致结束。它很可能是一直以手稿形式存在,直到1948年8月才随开明版《闻一多全集》而面世。该选本选入穆旦诗歌4首,即《诗八首》、《出发》、《还原作用》和《幻想底乘客》。从常理推断,选本所据应该就是当时的报刊或诗集,除了可能出现誊录错误外,应不致有异文,事实却非如此。

以《诗八首》为例,其初刊本为《文聚》第1卷第3期(1942/6/10),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刊载《诗八首》的唯一版本。将《现代诗钞》版与此一初刊本对照,可发现异文非常之多,有字词的更动,也有诗段的整体调整——学界已经注意到第2、3章的位置是相颠倒的,并展开了一种卓有见地的“批评性校读”,认为这一调整显示了穆旦的“信仰重构过程”。但《文聚》版《诗八首》中的部分异文是《现代诗钞》版所没有的,看起来,《现代诗钞》另有所据,是尚未被找到的其他发表本?或穆旦本人所提供的手稿?前者暂时只能存疑,后者呢,看起来也有可能。闻一多接手编选《现代诗钞》时,对于新诗发展状况已比较隔膜,有资料明确表明,编选前,他曾找臧克家帮忙;实际编选过程中又曾要求卞之琳自选一些诗。穆旦是否也被要求自选作品呢?穆旦自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后又留校任教约两年,与闻一多有不小交情,这一假设看起来很有可能。但疑问随之而来,《诗八首》后编入《穆旦诗集》、《旗》等集,却又并没有《现代诗钞》中所出现的那些异文。对于这样一种纠结的局势,实难作出确切的判断。

穆旦晚年诗歌的版本状况也有其复杂性。这些诗歌都是在穆旦逝世之后面世的,其中,部分曾以遗作形式发表于《诗刊》等刊物,多数则是直接由手稿而收录入集。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不同版本虽仍能反映穆旦的修改事实,其中如《冬》等诗的修改,也明确见于穆旦1976年12月29日致杜运燮的信。但总体说来,穆旦本人的意志已显得暧昧不明。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停电之后》被删掉了两行:“那是一滴又一滴的晶体,/重重叠叠,好似花簇一样。”这一删改既降低了诗歌的艺术效果,也削弱了穆旦的诗歌经验。但到底是穆旦本人修改的结果?还是传抄过程中产生的?已难以辨认。 此外,穆旦晚年书信提及了早年诗歌《还原作用》以及当时所写的《演出》、《停电之后》、《退稿信》、《黑笔杆颂》、《冬》等诗,亦是多有异文。尽管从常理推断,书信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文体,相关文字似非定稿。穆旦在书信中明确谈到的修改情形较易判断,但从目前的情势看,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现存书信与相关诗歌手稿的写作孰先孰后,如《演出》一诗,注明写于1976年4月,出现在1977年1月12日致郭保卫的书信中,它与《穆旦诗文集》版存在异文,是诗歌手稿写作时间在前还是书信在前?很显然,即便它们并非最终定稿,那其效果至少和1940年代的诗歌修改相同,即呈现了穆旦诗歌写作的一种过程。因此,不妨视其为异文,而由于这样的未可知的原因,穆旦诗歌版本的复杂程度又略有增加。

三、对于穆旦诗歌修改行为的认识

穆旦诗歌版本既如此复杂,相关研究状况又如何呢?总体而言,学界对于穆旦诗歌的修改行为以及不同版本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已有较多讨论,其中不少观点多有创见,如从《从空虚到充实》的三个版本中看出,“最后的第三稿较容易为习惯的标准接受,然而最初第一稿反而更能显出穆旦的创意”,“其中刻画的‘我’比较复杂”,更接近于斯彭德意义上的“现代的‘我’”。从《诗八首》的两处修改引出了穆旦的精神背景的话题。从若干佚文及修改,指明穆旦是“沿着自己设计的‘第三条抒情的路’在努力”。从《冬》的修改看到穆旦晚年的创作构想与总体心境,等等。

进一步看,修改乃是写作行为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构成要素,尽管读者所看到的、作者所认可的多半是“最终定稿”,但正是这种“看不见的要素”更为清晰地凸显了写作背后种种秘密。就穆旦的写作与修改而言,所谓“秘密”应包括个人写作的特殊偏好,诗学构想的萌生与消退(如对于诗歌形式的处理),诗歌经验的不断衍化,写作者的思想观念(如基督教思想背景、个人的历史观念等),个人写作与同时代的文学语境及时代话语的关系等诸多层面。

穆旦诗歌修改的实际效果呢,很难一概而论,总体上说来,效果更为完善,但也有诗艺削弱的情形。这里想强调一点:修改对象主要是1940年代的诗歌,修改行为也贯穿于1940年代,因此,对于此一历史阶段的穆旦而言,他并没有如后世写作者那般承受着强大的历史压力,其修改动因应该是诗艺层面的考虑更多,即追求一种更为完善的诗学效果,削改或者删除一些过于粗糙的诗行,甚至是摒弃一些粗糙的诗篇,如《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即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又如以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的“野人山经历”为背景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标题改动,初题作《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歌”和“兵士”均是一般意义上的称语,“魅”和“白骨”则不然:“魅”是传说中的鬼怪,“白骨”是死亡的具象,是作战及撤退途中生命消亡最为切实的图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短时间内即被蚁虫噬去皮肉,白骨也是生命消亡最为迅速的图景。从“歌”到“魅”,从“兵士”到“白骨”,措辞的深沉意蕴大大地加强了。这类改动,无疑也是从艺术效果的角度来考虑的。

这样的修改行为可称之为一种典型的诗人修改,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穆旦对于语言“高度敏感”,其“精致的打磨、锻炼的功夫”,“与卞之琳所谓的中国诗歌艺术的古典精神有关”,也有来自英美新批评派“细读文本批评方法的影响”。修改,即可视为“打磨、锻炼”的表征。

但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之中,穆旦诗歌的修改却又称不上典型。最典型——最能见出时代因素的修改主要发生在两个阶段,即进入新中国之后的1950年代,以及新时期开始之后的1980年代。

新中国所确立的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更包括严密的意识形态以及话语方式。历史已经昭示,从旧时代过来的写作者们为适应新的时代情势进行了残酷的自我改造——操持新的话语方式进行写作与对解放前的旧作进行大面积的改写即是自我改造的表征,它也构成了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写作符合新的时代语境的作品,同时也让过去的作品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之下,哪些解放前的作品可以出版,什么时候出版,按照什么样的规格出版,此类问题均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经过意识形态的严格筛选。

现在看来,1950年代,穆旦并未如艾青、冯至等人那般对早年作品进行修改,主要原因应该和诗人所承负的历史压力有关,艾青、冯至是著名诗人,是新中国文化建设所倚重的重要人物,国内和国际性的频繁的文化活动,较多的写作、发表与诗集的出版等,都是重要性的表征。而在整个1950年代,穆旦仅仅发表9首诗歌,时间集中在1957年5月至7月。很显然,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或意识形态的建构体系之中,穆旦基本上可归入可有可无的角色。因此,穆旦所承负的历史压力显然更小,他不过是生活在南开大学校园之内的一名教师、翻译者而已,无须频频通过写作来“表态”。穆旦的名字自然也不会出现在体现五四以来新诗创作实绩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一类选本之中,更不用说出版诗歌选集了——解放前的诗歌既得不到出版机会,修改自然也就无从实现。

再往下看,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意识形态逐渐解控,写作者们纷纷“复出”,因而再次面临着“调整自己”的历史机缘。而穆旦于1977年初逝世,他未能活着走进“新时期”,这意味着穆旦失去了重新检视自己的写作——重新塑造自我的历史机会。比照顺利活过1977年的众多作家,年长的如艾青、冯至、卞之琳等,同时代的如杜运燮、郑敏、王佐良、袁可嘉等,他们通过较多评论文字与自我阐释类文字(其中也包括对于穆旦的追忆与阐释),在“文革”结束之后相对开明的文化语境中,完成了一种自我的建构——甚至是重构。这自然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虑到20世纪中叶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对于作家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这种建构或重构中既会有真诚的回忆或悔悟,也难免刻意的伪饰与辩解,这对文学史写作正面与负面作用都有待进一步深究。而惟其如此,冯至在《自传》中所慨叹的那样一种不断“否定”自我的形象,隐喻了20世纪后半段中国知识分子痛苦的心路历程。

本文由历史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首部苏轼全集问世记篮球世界杯篮球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