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篮球世界杯篮球彩票老两口画《百猫图》办画展

- 编辑:美洲杯足球彩票 -

篮球世界杯篮球彩票老两口画《百猫图》办画展

家族均长寿 爱运动讲究养生

之后,我遍访了我的家族尚在人间的诸多成员,又在互联网上看到数量让我吃惊的有关祖父的信息。郑振铎的回忆录中、台湾画家马白水的评述中,都有不少有关祖父生平的记载,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中,竟然看到了祖父邀请程砚秋赴法演出时的合影!

劝女儿回国 被誉为“爱国父亲”

父亲在奔丧到成都后,当时的治丧委员会只是向父亲交待:除了为筹措丧葬费卖掉的陈老莲三张画外,其余的画因时局不稳,暂由他们保管。毫无社会经验的父亲连一张清单都未要,办完丧事便回了学校。

刘春义老人,出身于医学世家。祖上家传医学,祖父那辈有两人是当地名医,父亲那辈出了三个名医。到刘春义这辈,他的哥哥跟父亲学得家传,他的妹妹考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刘春义虽然没有从医,但他是高级工程师,他的妻子董莉华是医生。董莉华祖上世代为官,文官武官皆有,家族里人人接受高等教育,她于1959年高中毕业,考上了医学院。在两个人的家族中,都非常重视“爱国、成材”的教育。董莉华的父亲是军人,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董莉华兄弟姊妹9人,个个都是知识分子。

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展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宏大工程,这让我们看到了讨回藏画的一线希望。

东北网7月31日讯 在大庆登峰家园小区,有这样一对老夫妻,两人退休后学画画,共同办过多次画展。夫妻俩皆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教子有方,后辈个个成材。老两口还劝回了在美国工作的女儿,为国效力。他们就是80岁的刘春义和76岁的董莉华。

徐悲鸿给姑姑画像

退休后,老两口上老年大学,共同研读医学。还接受绘画启蒙教育,学习了三年,并一起举办了画展。老两口总结绘画艺术,说一是要有天赋,二是要热爱生活,细心观察事物,三就是必须勤奋。

文章写完后,我拿给一位学经济的朋友看,他说,你们还好啊,不是除了库尔贝那张都还给你们了嘛。他不知道,画尤其是不能按张算价的,一张库尔贝的画的价值,可能超过所有还回来的画的总和。

在美国为大女儿照看孩子期间,一次,刘春义到猫市上溜达,那些来自全世界的各个种类的猫,姿态各异,燃起了他的兴趣,他就带上相机,到猫市上拍下各种猫。回到大庆后,他就开始照着相片画猫。刘春义画猫非常痴迷,早晨天亮就起床画,白天去运动,晚饭后常画到深夜。每只猫,都要画上几千遍。

祖父出生在河北涿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祖父曾做过抚顺的道台,在19世纪末进行的朝鲜战争中,曾因给养有功风光一时,后因战争失利而获罪革职。从此家境一落千丈。到了祖父的父亲那辈,已经是河北霸县的一个贫苦的瓦匠了。

刘春义夫妻二人组建的家庭,非常和睦,二人受家族影响,也非常重视对儿女的爱国教育,刘春义曾被登峰社区工作站评为“爱国父亲”,他的家曾被评为“星级家庭”。刘春义的大女儿曾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工作后,刘春义和董莉华多次劝女儿回国工作,为国家效力。

2005年10月,陈丹青在纪念徐悲鸿的一次演讲中,曾“顺便一提”地说道:“那时驻法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19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在美院。”

退休后,他和老伴作为运动员,多次参加全市老年运动会。刘春义擅长田径类比赛,曾获得全市第三名的好成绩。身体这般好,刘春义归结为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因出自中医世家,家族人都非常讲究养生,他的家族里无抽大烟、赌博等恶习之人,且几代人都不吸烟。

祖父有四个子女、八个孙儿孙女。

两个家族都长寿,刘春义的祖父和父亲,均活到八九十岁高龄。刘春义已80岁,身体非常好,眼睛不花,耳朵不聋。

祖父有三儿一女,长子孙,次子孙倬,三子孙佶,老大是个女儿,叫孙慧君,是祖父最宠爱的孩子。他把三个儿子留在国内,由亲属带大,惟独带姑姑出国。

最终,女儿回国考察,留在上海工作。大女儿生有两个女儿,如今都在美国留学,也打算回国工作。刘春义的孙子,读高中时就被选入航空学校。

拾起记忆是在1980年代以后,关于祖父的情况,我最先看到蒋碧微的回忆录。里面记载了祖父的人生片段。这些在别人看来平平淡淡的记载,对我来说,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比如书中提到祖父请徐悲鸿到法兰克福的博物馆去临摹伦勃朗的名画《参孙与大莉拉》,在该书五十余万字的回忆中,是唯一一次用六百余字来描述一幅画的内容和作画的过程。书中所说的这幅画,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它就挂在祖母的客厅里,小时候去祖母家拜年,每次看到这张杀人流血的画我都很害怕,对这幅占据一面墙的大幅油画记忆犹深。

饮食上以清淡为主,每天早晨都吃一个煮鸡蛋,午餐和晚餐只吃少许肉。刘春义的体重从未超过120斤,董莉华的体重从未超过100斤。董莉华因是全科医生,对养生也十分重视,她虽已76岁,但牙齿未掉一颗。两个人每天睡六七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精力非常充沛。

这里单说一件事,祖父做学生时,还要在业余时间打工挣钱,他不选报酬高的工作,而专找承印美术品的印刷厂当小工,为的是把印制不合格的废品拿回家做资料。此事后来被老板发现,问其缘由,祖父如实相告,老板感念他穷而有志,便在印制时多印一张送给他。

他画出了《百猫图》,神态各异的来自全世界的猫,及猫捉蝴蝶、逮老鼠、攀爬嬉闹的样子,憨态可掬,十分可爱。画猫的毛时,需要用笔一根根地往上“拔”,像头发丝那么细,年轻人也不一定有他的眼力。曾有人出高价购买他的《百猫图》,刘春义却说,给多少钱也不卖,他的画要留给后人。

祖父自小聪慧好学,他的那位道台爷爷,在儿孙辈中,独独看中了这个孙儿是可造之才,便在家里给他上课。祖父自小迷恋绘画,十六岁时,为了实现他的画家梦,登上了一艘法国货轮,以做炉前送煤小工顶船票,在海上漂流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了法国巴黎,靠在街头给人画像维持生计。一天,一个法国长者注意到他———可能是那时在法的中国人还太少吧,中国留学生大量赴法是在一战后拿官费去的———这位老者和他交谈了一番后,便雇他为家中的仆人,除了包食宿外,还答应免费指点他的绘画。此人是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位当时的知名画家。在这位高人日复一日的悉心点拨下,祖父终遂所愿,考上了这所美术学院。

篮球世界杯篮球彩票,画《百猫图》 夫妻俩一起办画展

记得当时去中央美院要画时,出来对付我们的是一个副院长,他先是说这批画是“四旧”,不能给我们(我们驳斥:既是“四旧”你们留它做什么),后又说你们家人的意见不一致,不能给我们(送画时我们不一致,你们为什么能接收)。有一次被我们说得恼羞成怒后,他竟要挟我们,必要时会动用“工人纠察队”(当时最权威的暴力组织)来收拾我们。再到后来,索性推说不在,躲着不见了……

祖父,一个模糊的影子

想到这批画在台湾,如果没有被私人侵吞,应在中央大学有记载、有实物,也就是说有案可查,目前我已着手做这方面的追索工作。

祖父回国后的1941年,当时国民政府要办画展,在好友徐悲鸿的力邀下,在他的藏画中选出最有价值的几十幅展出,经手人是当时的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中共地下党员,亦是“天狗会”成员)。展览会结束后,又被徐悲鸿借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供学生临摹。

一次去吴作人先生家,记得那是花园村的一栋楼房,好像是用三万美元买的,专供华侨居住。吴是祖父的学生辈,加之正赋闲在家,故谈话间平添了不少那时少见的实话实说,至今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说到苏里科夫画稿时,吴作人老先生特别叮嘱说:你们可千万别让苏联知道这张画,这画30年代我在法国看过,可能是画商偷偷从苏联弄出来的,苏联他们要是知道了,非要回去不可。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吴老先生的殷殷关切之情仍历历在目,和掌权者的蛮横冷漠相比,让我们感到格外的温暖。

很久之后,家人发现了一份汪伪政权在上海办的报纸,揭露出另一番内幕。

祖母和我们一家挤在两间不到五十平米的蜗居里,妈妈在“文革”初期就因被造反派强迫劳动导致半身不遂,父亲下放农村劳动。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停课闹革命的我,正值年轻气盛,决心独自承当,把这批画要回来。

每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想起祖母向我们不知发过多少次同样的抱怨。“文革”时闲来无事,我们几个孙儿总是怀着羡慕的心情,向祖母打听她在欧洲的见闻,不料她却总是一通牢骚,不是说为了节省旅店费,旅行时总是坐夜间车;就是说吃饭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五花肉。吃到后来,一见五花肉就想吐。每到一个地方,哪有游游逛逛的机会?祖父一头钻到教堂看画,一看就不挪地方,站得祖母腿都直了……说到最后,祖母总是那句话:“我那苦水,几大缸也吐不完哪!”

过了很多年我才闹明白,他们本可以不那么狼狈地过日子,用不着每天去吃外国人视为垃圾的食物,用不着一根烟分成三次抽,更不会死后身无分文,只能用出售藏画来筹措祖父的丧葬费。祖父压榨一家人的生活费,去买他心仪的画,这是祖母多年以后都不能释怀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每个人的历史不知篦过多少次,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仍然停留在1942年的信息中没有进展,也许真相在台湾国民党的某个档案袋里,也许———永远没有真相。

标志着他们友谊的一件事是:祖父和徐悲鸿、邵洵美、常玉、张道藩等留法好友,曾自发组织了一个乡友会性质的团体“天狗会”。之后,一直在国民政府任外交公使的谢寿康被推为老大,徐悲鸿老二,张道藩老三,祖父孙佩苍是军师。“天狗会”的成员经常聚会,无非是谈天说地,交流彼此的情感,并无任何政治色彩。在德国时,祖父干脆在徐家搭伙,由夫人主厨,祖父和徐先生洗碗打杂。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物,总是被外国人巧取豪夺,总是不断地流到国外,这种事在今日也时有报道,但鲜有听到某国的文物流入中国的事。但在历史上,我却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凭着一己之力,克勤克俭,把外国的珍贵文物带到中国。

我忙赶去看,这个画展展出的基本都是爷爷的那批画,只是在最后的那个厅里,有几幅留苏学生的临摹油画。摆在展厅最显要位置的是油画《女人像》,画的下方有一个说明:“《女人像》库尔贝,孙佩昌捐赠。”我非常愤怒,在留言簿上写道:“是孙佩苍!不是孙佩昌。也不是捐赠,是强占!”参观者看到我写的留言后,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有的互相议论,有的前来问我,我也就借此机会大吐苦水,这情景引起了主办方的注意,他们把我强行架了出去。

祖父本想孤身一人再次赴法,但遭到祖母的坚决反对。于是一张一等船票,换成三张三等船票,祖父祖母带着他们的大女儿一起去了法国。

我是1944年出生的,祖父那时已去世两年,我是他从未谋面的长孙。祖父曾是中华民国的参政员,尽管他并不是搞政治的人,但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却把他推上了政坛。据说当时每省有两个参政员的名额,当时东北的一个名额,两派各持己见,各不相让,争来争去,最后达成妥协,把这个名额给一个社会名流。祖父是专攻世界美术史的教授,又当过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学”的校长(国内当时也有一所“中法大学”),最后因其知名度高而当上了这个参政员。

历史是不喜欢孤证的,幸好有蒋碧微对此作了见证。

死后,只留下他的画,没有任何财产,丧葬费是卖了他藏画中陈老莲的三张画筹措的。

———《实报》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七日

爸爸是民盟的一般成员,他给民盟的上级打了报告,希望给这批画落实政策。正所谓希望大失望也大,当他的要求被驳回时,第二天嘴就歪了,那是轻度中风的征兆。让父亲受到沉重打击的不仅是画的归属,因为这件事还可以由他的两个兄弟通过他们的渠道接着要,让他伤心的,是他的孤独无助。

十年浩劫中藏画流入美院

参加葬礼的父亲说过,他并未见到遗容,棺材是钉死的。

那是在1981年,通过我的同学徐芳芳,我见了一次廖静文。她家好像就住在虎坊桥的居民楼。廖女士人如其名,安详而和善。我希望她可以告诉我一些有关我爷爷孙佩苍的事情。她说:“我并没有见过你爷爷。但徐先生曾说过,如果你爷爷在世,他是一位非常好的鉴赏家。”

解放初期,国务院文化部一位官员曾找到祖母,要求祖母给他写一张委托书,由文化部出面向台湾索要这批画,也说要给祖母一份这批画的清单,但在这之后,此事也再无下文。

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也说他是病逝。

之后,我的家族成员历尽沧桑,我也是劫后余生,心有余悸,移民加拿大。

本文由集团文学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篮球世界杯篮球彩票老两口画《百猫图》办画展